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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代思想家关于这些观点的说明未免简略,缺乏详密的论证,这是无庸讳言的缺欠。

此种三纲说未得汉人三纲说之大义，是对汉人正统三纲说的扭曲和异化，又因其不符合现代价值观念，故应遭到否定和批判。又说：是故君子慎六位以巳(嗣)天常。

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六位的概念建立在六个基本伦理位分之上，偏重于以单位言之。春秋学本来就是以正名分为中心，董子将三纲正式纳入王道概念的内涵之中，是对春秋学的发展。与此同时，亦有部分学者和保守人士起而辩护之。《成之闻之》篇继而以天常或大常肯定此伦理学系统，以天作为其存在意义的终极根源。

但其实，这种意见是很难成立的。《说苑·贵德》曰：(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而且三者之间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某种张力。

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说法,就是问题意识来自西方,受其时进化论影响的想法。即便后来如玄学或理学那样高度形上学追求的观念运动,也没有失去原本的实践关怀的特征。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学者在当代中国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其工作也能体现传统哲学的魅力,那对它的跨文化传播,一定会起助力的作用。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让经典文本直接面对经验,发掘其中的哲学意涵,导出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2]12必须强调,作者并非只是抽象地指出中国哲学之道具有当代意义而已,而是对照经典文本,借助对当下生活经验的情境化描述,向读者展示它可以切实感知的思想力量。在以自我为中心处理事物而容易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及充满挫折感的现实中,这一版本的中国哲学在跨文化传播中显然获得了成功的机会。

不过,从普鸣的例子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现象,即这种交流不是师生教学关系,接受者更象是到友谊商店挑商品的顾客。我们不但不能把它做成传统学术那种注疏式的工作,同时还要避免把它变成某种西方哲学例证的格义之学。没想到,相关教材的几种东亚译本(包括中译本)迅速问世。当然,不是说西方的中国哲学或宗教研究是西方学术的组成部分,那国际汉学家的成果就与我们的研究无关。

2014年,在一次法国《汉文书库》对中国学界的宣传活动中,主持人要我就中国经典如何跨越到其它文化的问题发表意见。虽然对普鸣的这类批评目前还没有看到,但另一个积极阐明中国哲学意义的西方学者安乐哲,就有类似的遭遇。而且在作者本人提倡的双向互动模式中,把师生关系相对化,即传播者也可能从中学到自己的东西,最终成果是互相交织的,力求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视界。法国大革命前夕,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也以他们从耶稣会士那里道听途说的儒家观念作参照,发挥自己对法国社会具有针对性的思想学说。

路是达到特定目的地的必经之途,途径便引申为达致目的之手段。当然,出于怨恨而故意曲解诅咒者也不乏其人,不过那不应是比较的主流。

他强调这些知识对应并服务于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生活秩序,是具有实践功能的知识,而非抽象的理论观念。教学关系中,传播的主动权在教师,而选购行为中,主动权在顾客而非店主,顾客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判断所要的产品。

如果在你的故土不存在或不能显示其意义,生活于其它文化中的人,为何会对你有兴趣?在此基础上,其它文化才可能根据自身的背景进行选择性的接受。在中国倡导中国哲学,同样需要因应历史情势。普遍性一词有两种用法,一种是逻辑的必然性,另一种是经验的可能性或可普及性。在作者的笔下,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对自我持有开放的观点。举个例子,伟大如胡适,其早期中国哲学研究,盛赞庄子的伟大在于发现物种由来。还有另一类,是更具地方性特征的概念,如性、命、神、气等等。

我当时的反应是,这种跨越应该区分两个步骤。它虽不容易但必须努力获得具有普遍化的表达方式,毕竟在现代世界上,价值的沟通,才是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关键。

以我个人粗浅的看法,前者也是跨文化研究,只是存在比较隐蔽或公开的区别,隐蔽者叫做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公开者称为比较哲学研究。外国同道对中国哲学所做的努力,包括教育传播或学术探索,其成功经验对中国学者都是重要的鼓舞。

最后,每家每派都声称自己的谈论是在传道,结果说话竟变成说道。在这一潮流中,儒家传统那种提倡谦虚,重视协调,强调责任的价值取向,往往被当作压抑个性,抹杀权利,屈从权势的意识形态看待。

熟悉现代思想史的人应该知道,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我在意识形态谱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字眼。这门课或这本书的成功(下面的讨论以书代课),可能同专业研究有不完全一样的条件或要求。一方面,要强调它对对治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思想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对某些重要的个人权利作出积极有效的辩护。它需要通过对相关观念所形成的经验结构或历程的分析,即深入到观念史的层次上,才能揭示其意义。

而中国哲学本身恰好是由地方性知识演变而来的观念系统,相关概念开始只是运用于描述具体的社会生活经验,随后才慢慢发展出其普遍化的思想倾向的,包括上述道一词的意义也如此。服务于西方文化的中国研究,显然是西方学术的组成部分。

即使是面对现代中国本身,同样要强调做好中国哲学的研究功夫。但现代自我观念的兴起,可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

其后,它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权利意识的高涨,几乎成为今天年轻一代自我标榜的关键词。而后者正是普鸣教授特意向西方读者叙述的另类故事。

这种描述的功夫,有利于转化或推动读者形成自己的修养功夫。这一事实或许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即当我们把古典哲学从古代带进现代时,究竟是关注其普遍性或者抽象的意义,还是其特殊性即更具历史感的特征?它涉及到哲学对普遍性的理解。看起来,普鸣教授象是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治疗西方现代社会毛病的药方。用中文与用外文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区别,除了语言形式外,更重要者是问题意识的不同。

他观察中国传统思想所依赖的学术背景其实不是流行的美国哲学,而是文化人类学。但有些批评家,特别是习惯于用西方的眼光批评中国传统的人士,可能会不以为然。

后者往往对中国经典文本施以伤筋动骨的思想手术,而真正的哲学教益则所得无几。[3]这是西方学者的批评,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

或许,经典范畴与命题的逻辑构造,与对其根源性经验的效能分析,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两条思想路向。一个有深度的观念史分析,就是观念的经验意义的揭示过程。